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对话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探寻以包容性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之路
12月10日，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全体大会暨开幕式 “全球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韧性发展与协同行动”上，交通银行行长刘珺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就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刘珺：今天的话题，是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既宏大而又紧迫的题目。让我们先从大家十分关注的全球通胀开始。当前，很多国家通胀高企，这可能是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经济和地缘政治等多因素叠加的结果。请问您认为，全球经济是否已进入“长期通胀”时期？这将给经济、社会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Michael SPENCE：当前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期，您提的都是核心的问题。在我看来，目前全球经济已经迅速地从需求受限的状况转为供应受限，而需求和供应之间的错配（需求大于供应）导致或者说引发了我们所看到的通胀现象。
当然，通胀现象的成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此，其中一些限制供应的因素是暂时性的。比如，随着世界逐渐走出疫情，走向开放，供应链拥堵现象正在消退，航运费用正在迅速下降。但也有一些长期而非暂时性的趋势。
第一，比如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我们已经消耗了新兴经济体所蕴含的相当大一部分尚未开发的生产能力。引用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可能正处于所谓“全球经济的刘易斯拐点”。虽然全球需求持续增长，但产能不足。
第二，全球很多经济体出现了老龄化现象。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包括中国和日本，都出现了这种现象，而这些经济体占据了世界经济的75%以上，老龄化风险减缓了劳动力供应的增长速度，甚至出现负增长。此外，退休不会使人口停止消费，因此会导致供需不平衡。
第三，西方经济体的劳动力供应条件发生了显著转变。美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范围涵盖了医疗保健、教育、政府、零售、酒店业等，而酒店业还包括酒店、食品、餐馆、旅游等。这些部门就业人数占到美国经济体就业人数的45%，人们正在远离需要密切接触的工作，有论文称这一现象为“习惯性社会隔离”。此外，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为全球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碎片化趋势，导致出现了贸易壁垒、制裁等现象。
除了上述因素，我们还要考虑资产价格向下重置的大趋势。如果本次抗击通胀的斗争结束时，实际利率仍然维持高位，世界将会因此“面目全非”。因此，各国央行将会持续加息，直到需求降低到与供应条件相匹配，那时通胀将平息。但因为全球供应链的弹性降低，持续通胀的风险会一直存在。
刘珺：教授，您提到了通胀的暂时性因素，以及“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短缺等现象，还提到了各国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当前的通胀与以往相比差异较大，您是否认同？
Michael SPENCE：我很认同。今非昔比，通货膨胀的威胁卷土重来。过去的三四十年，供应能够紧跟需求增长，在全球经济史中非常罕见。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包括制度在内发生了改变，我们需要对此持完全不同的心态。在金融和商业领域，已经有一代人从未在通胀的环境中生活过。因此，在现今情况下我们应该及时调整。
刘珺：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变，进入了新的时期。欧美各国正经历的“超级通胀”，主要是由于乌克兰危机后能源和农产品价格飙升，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和疫情影响叠加下的全球供应链中断。这两点并非经济性因素，而是属于地缘政治和公共卫生领域。
将通胀维持在过去几十年的水平并非易事。正如您所言，目前通胀居高不下。一方面，在逆全球化回潮中，制裁和关税等措施提高了全球贸易成本和价格水平。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这两种趋势都推高了通胀水平。
为了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常规工具外，我们还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抑制通胀上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释放生产力，即是其中一种有效手段。
尽管当前消费互联网市场趋近饱和，但产业互联网方兴未艾，应用案例不断增加，可促进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及流通成本，有望将通胀控制在可接受水平。
数字技术或可使经济增长
刘珺：通胀对各个国家的冲击不尽相同。虽然欧洲目前也面临巨大冲击，不过与高收入经济体相比，低收入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更严重。长期通胀将加大财富差距。由此，让我们来谈谈下一个话题，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您认为应当如何制定政策，使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Michael SPENCE：我们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实现供应能力的大幅增长以解决短期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各国央行采取相关举措是必须的。此外，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比如使用数字技术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我认为这些因素，在涉及增长模式时并不一定是非包容性的。
目前企业和金融机构正在迎来大量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激励措施。在之前的时期，劳动力基本上无限供应或者说非常容易获取，市场无需过度担心生产力问题。但现在，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在担心劳动力短缺问题，各国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努力。狭义上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确保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可及性、低成本、可用性，为各种企业，尤其是为初创公司提供支持。在中国、印度等地的企业为促进包容性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把数字技术作为赋能器，为电子商务、金融信贷、卫生、教育等领域的企业提供基础服务，让这些企业无需开设在高密度服务区和城市附近。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拥有极大的潜力，更需要专注于此。
未来3-5年，甚至在10年的时间范围内，我们可能会建成一个与现在非常不同的世界，与现在这种危机四伏、供应紧张的世界完全迥异。我对此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但我并不认为这个未来会自动到来。我们需要让低收入国家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充分发掘他们的创业才能，充分利用数字化的平台导向技术，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我们现在手上握有极其强大的工具，关键在于要好好使用这些工具实现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力增长、促进包容性增长模式这三个目标。
刘珺：和您一样，我也是乐观主义者。中国一直是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践行者。近几十年来，中国保持GDP长期高速增长，同时在全国脱贫攻坚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现在，中国又以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开启新征程。教授，我们再将视野转向企业。请问您认为，企业应在组织结构和业务模式方面做出哪些调整，以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Michael SPENCE：企业部门虽然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包容性任务，尤其是可持续发展任务，不是仅凭企业就能完成的。我认为要把劳动力作为资产项目来考虑，尤其是当下存在着技术工人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劳动力应该成为各企业关注并投资的重点。
不仅要投资建设实体工厂和技术设备，还要投入资源实现人的发展，这也是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这一理念现在正风靡全球，目前，我们正在设法克服困难，实现ESG理念的有效执行，让真正做事的人得到奖赏，让只会空谈的人一无所得。在我看来，它有助于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
企业是推动生产力增长的中心，如果企业认真考虑ESG理念中的“S”部分，也就是“社会”部分（S可以是“社会”的缩写，也可以是“可持续”的缩写，而E是“环境”的缩写），各大企业将有很多可做之事。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发现，消费互联网中出现的平台结构可以用来作为经济活动和服务的协调机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将有利于促进包容性增长。
刘珺：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应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着力。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我深信这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应当不断畅通渠道，向公众和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刘珺：下一个话题是数字经济。这一话题在今年依然重要。过去一年，科技行业发生了一些动荡，加密货币危机频发，FTX崩盘就是其中一例。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如何调整对数字经济的发展预期？如何持续推进包容、可持续的数字化进程？
Michael SPENCE：由于数字经济与国家安全存在相关性，国家安全议题与经济议题相互交织。如果将实现国家安全的方式变为零和博弈，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包括减慢经济发展速度、加剧全球碎片化，动荡的世界局势会将未能身处技术发展中心的人抛在身后。一个现象令我印象深刻：今年11月，全球连续开了4场大会，分别是东盟会议、第27届缔约方会议、二十国集团会议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至少在我看来，这些会议都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息，与会的绝大多数经济体，甚至包括欧洲在内，都不愿意谈经济问题，经济议程被搁置在一边。
我认为，为了在社会内部和全球实现充分的包容性，我们必须开放贸易，比如开放全球经济，允许资金自由流动。如果用于能源转型的大量投资都必须由每个国家内生而来，我们就无法完成可持续发展议程。疫情后的局势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就像一场巨大的风暴，我们要克服这种动荡的局面。因此需要金融界努力确保资金的跨境流动，以此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结构带来所需的资本。很多人为此努力着，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取得成功。
不过，我持有悲观态度。我认为实现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机会正在迅速减少。根据预测，我们将在这个十年结束时超出碳预算的范围。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包容性，那么就必须保护那些即将遭受巨大气候冲击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刘珺：的确，我们面临众多共同的挑战和困难。我认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才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如果缺乏经济基础，任何安全目标都难以达成。
第一，数字经济是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了颠覆性改造，并从新维度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总供给。
第二，数字经济不是以线性形式，而是以矩阵化甚至是系统化、一体化的形式，显性变革了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方式，并重塑了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数字经济除了促进金融发展，还将大大改善经济水平和社会福利。
第三，数字技术可触达偏远地区和人群。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传统模式下，偏远地区群体因难以触达而被忽略的问题。目前，中国已可运用数字化工具触达偏远地区人口。
第四，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您提到了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还有2摄氏度的目标。我认为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技术驱动绿色发展，我们必须通过运用数字化工具，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后是成本问题。作为金融从业人员，要关注成本收益分析。在可持续发展转型过程中，如何论证投入成本及产出收益之间的合理性？
Michael SPENCE：目前有三个主要的科学和技术转型正在进行。
第一，数字化转型。它通常被放在嘴边作为谈资，但实际上很难总结。
第二，生命科学转型。在生命科学中也发生类似的科学和技术转型。
第三，能源转型，进度可观。
这些转型都是由我们不断开发出的新工具来驱动的，其成本也正变得越来越低，比如半导体、云计算等。由于中国巨大的资源投入，太阳能设备的成本也在急剧降低；基因编辑中DNA测序成本下降的速度已经超越了摩尔定律，不久的将来，进行一次DNA测序的价格可以低到250美元左右。
想要精确衡量成本和效益极难。中国和美国都在科技领域以及科学家身上投入了大量资源，我们无法精确地衡量投资所获得的回报。目前声名显赫的重大技术成果，最初都不是刻意攻关的产物，所以我们应该在科技领域继续投入大量资源去研究那些潜力巨大，但还无法具体衡量其价值的东西，继续投入到那些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或其他无法被准确预知其最终研究成果的人的身上。然后，我们就能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红利。
如果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开放的体系，进行大量的创业活动，吸纳大量有想法的年轻人，为他们扫除可能存在的障碍，比如消除财务障碍，那么我们最终可能收获巨大，这些事先根本无法准确预测。换句话说，技术进步带来的整体收益，不仅有利于投资者和企业家，也会极大地惠及整个社会。技术转型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我们要尽量帮助他们把进步的势头维持住。
建立弱势国家的保护机制
刘珺：您刚才提到的数字技术、生命科学和能源转型都受益于技术的巨大进步。技术进步促使成本大幅下降，进而推动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我认为，可持续发展并不是经济繁荣的对立面，更不会扩大贫富差距。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和消费一直处于线性模式。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化石燃料的消耗，在诸多方面产生了副作用，如扩大环境污染，加剧财富分配失衡等。可持续发展正是致力于扭转不平衡，既要求代内公平，关切弱势群体的需求，也要求代际公平，注重后代人的利益。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演进，转型成本将在集成化机制下，由相关主体平均而有效地分担。
技术进步具有神奇的力量。虽然近来科技市场多次大幅回调，但科技进步和发展依然前景向好。
依您所见，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迈向低碳和零碳未来的同时，应如何更好地为弱势国家设计保护机制？
Michael SPENCE：尽管我们早在30年前就已经得到过预警，但现在才开始迟缓地推进能源转型进程。我们必须要认清现实，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时，弱势国家的应对能力比较有限。第27届缔约方会议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向这些国家转移资源，提升其短期内应对危机的能力，并通过投入资源，建立相关机制，提高经济体系的韧性。
就算世界局势风平浪静，像过去20年那样，那些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仍会遭遇很多困难。现在，疫情的到来严重限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能力，通胀也造成了沉重打击。由美国和欧洲开始的加息，通过汇率市场给这些国家造成溢出影响。如今，叠加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所以我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需要承诺投入更多的资源到这些国家，确保他们未来增长和发展的前景。我们必须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一些关注卫生问题的国际机构的权威，并在更高的水平上为他们提供资金，让他们在投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否则，这些国家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摆脱危机。
所以我们需要开放的经济体系，需要着力点。如果在货物、服务、金融和技术贸易流动方面存在重大障碍，让这些国家遭受不利影响。那么，在目前遭受气候变化打击的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这样的国家无法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否则大家就全都失败了。中国在减少贫困和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二战结束后，我们观察到了一种趋同现象，那就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战后最初大部分比较贫困，后来大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少数国家直到今天，经济仍未起步，而现在的宏观环境要比战后那时困难得多。所以我认为，这些国家需要的是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以及来自各种渠道的支持，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承诺，让这些国家也同样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就必须这样去做。